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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资著名股票配资门户终成刑部尚书；曾阜主管吏事

1056年冬，距离次年春闱只余四月，泰州西郊法华寺外寒风割面，寺中却灯影摇曳。曾家老三曾巩倚窗朗声背诵《左传》，四个弟弟与两个妹夫分坐榻下抄录要义。月色冷，炉火旺，日复一日的节奏在檐下铜铃声里悄悄酝酿着一桩不合常理的大新闻。

北宋自景祐更定科举章程后，殿试、会试、乡试环环相扣，题目偏重策论。官场需要的不再是雕虫小技的八行对仗，而是能对边防、赋税、河渠说出章程的人。规则如此严苛，三年一次的大舞台便成了千军万马唯一的独木桥。朝廷每次取士不过两三百，落榜才是常态，任何人谈到“进士”二字都会习惯性皱眉。

偏就在这种背景下，泰州书香门第曾氏却显得有点“不讲道理”。曾巩的高祖曾致尧曾任秘书监，祖父曾易占官至户部郎中。祖孙三代积累的藏书足以填满两进院落，也让后辈们自幼游走在史书与典籍的长廊里。换句话说，这一家的科考准备早在牙牙学语时就悄然启动了。

嘉祐元年腊月，曾巩写下五千余字的时政策《请宽商税以活边军》，交叉引用《周礼》《食货志》，观点泾渭分明。寺里主持拿到手后只说了一句：“若得中，非幸事，乃必然。”一句平平淡淡，却像钉子敲在山墙上。墙内书声更密，夜更长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曾家读书不讲门户之见。三个弟弟曾布、曾牟、曾阜白日随兄长读《春秋》辨大义，入夜又与两位妹夫沈括、王雱讨论河防水利。沈括日后成为“梦溪笔谈”的作者，此时不过秀才身份，却常拍案叫绝：“策论若无数据，终是空壳。”王雱擅长祥符书法，照样硬背军制条文。这样的混搭式学习在当时颇为稀罕，成了后来“六人同榜”出人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的伏笔。

转眼1057年二月初十，京师开封会试发榜前夕，贡院外长街已被租来的瓦罐饼摊堵得水泄不通，卖字兼卖卦的小贩张口即来“今榜必有一位新人夺魁”。无人想到，真正搅动水面涟漪的不是“新人”，而是一整个家族。

会试三场，题皆策论。第一场“论盐法损益”，第二场“辨边防攻守”，第三场“陈仓库出纳”。曾布用《汉书·食货志》回扣盐铁官营，写到情急处砚台都被袖口掀翻；沈括引用淮河测深数据标明河运之患，批注整整两叶。监考官看得眉梢不自觉上扬，大半夜仍不敢草草收卷。

阅卷官首座恰好是名动一时的欧阳修，其人恪守糊名制度，不仅让属吏用新浆封签，更亲自核字迹防作弊。他先扫到一卷气象轩昂的策论，连连称奇：“此子议论老成，若曾氏巩乎？”沉吟片刻，他把这卷暂列第二，自忖以避嫌。不想揭榜时，涌出的是一个近年才声鹊起的名字——苏轼。此事日后多有戏谈，而排在第五的，确是他心心念念的曾巩。随榜公布，考生涌上前去，人声如潮，然而哗然未止——陆续查对，榜上还有三个“曾”字辈与两个“沈”“王”，共计六人同出一门，皆入进士甲科。

从宫城宣德门一路传出的喧闹让朝官恍若听见鼓角，大理寺少卿章衡甚至放下手中案卷跑到礼部，瞪大眼看榜单，“怎会如此整齐？”没人能给出确切答案，但冰冷事实摆在那里：嘉祐二年，一门六进士，列殿试三甲内外。很快，坊间口耳相传，街头画匠干脆在屏风上把曾氏六人并肩而立形象画成连环，里巷叫卖，好似一出时尚快讯。

就在外界猜测“是否有人走捷径”时，开封府蔚然一幕却同时展开。曾巩领着全家赴谢恩宴，神情克制，酒过三巡，他只淡淡劝诫：“文章当以救时为念，科名不过入门符。”曾布轻声应答：“兄长放心。”这两句简短对话被邻席小吏偷听，隔日便添油加醋流入街谈巷议，更显出曾家低调的不同寻常。

回顾曾巩漫长的求仕之路，先后两度落第，才三十而立中第。母逝、父丧、葬费难筹，他曾典当祖传书帖换米盐。若非那段苦寒岁月激出笔底沉郁，后来的《齐州长清寺浮图碑》也写不出“与天地兮比寿，与日月兮齐光”的放言。换个角度看，正是这股不服输的韧劲，把弟弟妹夫们一起拉到了与时代对话的竞技场。

六人入仕后各奔一方。曾巩出知越州、江西等路，循旧章减赋，修水利，颇得民心；曾布历任参知政事，支持王安石熙宁变法，虽屡遭激辩，却终留政声；曾牟潜心律法，终成刑部尚书；曾阜主管吏事，清白自持；沈括执掌熙河筹边，后被谪雷州，仍著书传世；王雱则短命早逝，却以词曲载入《尊前集》。当年贡院外同睡廊下的少年，在不同岗位写下各自脚注。

史书谈及此事，多从“天选”与“门派”角度评论，坊间茶客也爱追问“为何他家可以而旁人不行”。答案其实并不玄妙，一是地利：泰州与京东制科往来便捷，消息灵通；二是人和：兄弟之间互补，学问分科，避免一哄而上；三是时间投入：十余年晨昏相继，累积到临门一脚便显出爆发力。把这三点归纳，可以得到一句老话——成功没有捷径，只有积累到一定厚度的必然。

遗憾的是，“一门六进士”并未给曾氏带来永恒的阳光。宋神宗熙宁五年，朝堂因新旧两党分裂，曾布、沈括相继外贬；曾巩又因支持修河务而得罪地方势力，被迫调离颍州。科举给了他们身份，政治漩涡又将他们推向不同边角。对旁观者来说，这提醒了一个朴素事实：进士不过是进入棋局的通行证，并非护身符。

时人爱拿曾巩与苏轼比较。苏轼诗酒豪迈、万口称颂；曾巩谨严持重、文章平易。两人风骨各异，却相同地深受欧阳修赏识。照今人视野看，两条路线恰好构成北宋文坛的双峰，一纵情，一沉思；一快马加鞭，一稳步推墙。嘉祐二年的榜单，其实暗暗写下了两种成才模式，给后人足够参照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六人同时折桂在北宋并非孤例却也极罕。后世“同榜父子”“同榜兄弟”屡见，但“连襟同榜”与“兄弟三人共中”再累加“主角本人”者，此前未有，之后亦难寻。加上当时科举层层限额，若无过硬实力，任何关系都难以穿透糊名制度。这一点，北宋政务公开的风气为他们做了最好的背书。

如果以时间线为经，以个人命运为纬，曾氏六进士像一幅织锦：起势于嘉祐，波折在熙宁，定型于元祐、绍圣，最终散布各地，成为地方志里不同的注脚。有人高官厚禄，亦有人病逝异乡；有人赞成新法，也有人保守旧章。看似同门一体，走着走着却分出了六条各自精彩的支流。

而那年春闱后开封街头的喧闹，随着岁月远去早已归于静默。贡院的砖墙已无昔日墨香，但“一门六进士”作出的示范留了下来：在最卷的赛道里，家族式协作并不必然滑向裙带，反而可能催生多向度思考；同门并肩奋战，也不一定导致内耗，恰好能提升见识。北宋朝野杂陈的风气，为这种“协作竞争”提供了天然温室，才让世人眼见一个令人咋舌的瞬间。

六人之中，生卒最晚的是曾阜。他卒于元符元年，享年六十有三。葬礼那天，泰州旧宅竹影扶疏，少年时读书的墨池已被青苔覆盖。乡民传说墨池下仍有当年洗笔的黑色水脉，每逢寒露便晕开一圈深纹，好像提醒后来学子：书声与汗水掉进池里，是看不见却实实在在的沉淀。

如今查《宋史·文苑传》，翻至“曾巩”条，首句只是“字子固，南丰人”。短短九字，并未提及“一门六进士”的传奇，可这段往事并未因此消失。地方志、野史、诗话乃至戏台唱本，反而更乐于渲染那一刻的热闹，因为它让平凡人相信，努力与机运有时真的会在同一条时间线上握手。

尾声补笔：科举之巅背后的家庭教育密码

假设把嘉祐二年的主榜名单拆成数据矩阵，可以发现一个细节：曾氏六人策论平均分高于诗赋十余分。那并非偶然，而是家庭教育对方向的精准定位。曾巩在寺庙授课时强调“正治之学”，弟弟们须先读《周官》《礼记》，后才写骈俪；妹夫们则必读盐法、渡河、屯田等实务典籍。这样由难到易的逆向学习，有点像今日的“先掌握框架再补细节”。结果就是，一旦会试考题偏重社稷利弊，他们下意识就可调用材料，速度与质量双优。